虽然这是过去的哲学而不是现代哲学，但现代哲学也是从过去的哲学中生出来的。

人的形体存在是在时间、空间中的存在，也就是感性的存在。人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

这里所说的自然，就是生命、生长的意思，其中有目的性意义，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对面的那个自然界，也不是机械论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。但是，儒家始终从情感出发思考人生问题、存在问题，并由此建立人的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，这又是非常可贵的，应当说有其独特的贡献。在孔子所说的情况下，可以父子相隐。这样看来，孔子即便指出人和动物之间有共同性或连续性的一面，也未必有损于人类的尊严，也说不上把人仅仅降到动物的水平，只是强调自然之情是人的德性的心理基础。悦是一种情感体验，悦理义之心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。

《性自命出》更加明确地提出，凡人伪，可恶也。据说，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孝子，他的父亲早亡，是他的母亲将他抚养成人，他对他的母亲非常孝顺。但这需要有一种承担、一种责任，冯先生便担当起这个责任，进入哲学的创造，从而完成了一个哲学体系，即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体系。

[12] 有人说，冯先生又回到《新理学》的立场，其实，冯先生有新的发展，这就是他不再强调概念的形式与空灵的境界，而是强调哲学不是口耳之学，而是身体力行之学，哲学家对于哲学概念，并不是只作文字上的了解，而是……融合于他的生活中[13]。[9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6卷，第285－286页。因此，他又完成《新知言》一书，专讲方法问题。在总结中，冯先生特别谈到心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，认为二者并不存在根本立场的区别，只是方法上有区别。

这是一种精神的享受，而这种精神享受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创造活动。[15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0卷，第659页。

他在用十分简练的语言讲完中国哲学的特点之后，便进入哲学问题，并重申了他的四境界说，指出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，且超越了理智[8]，在方法上则非用负的方法不可。抗战结束之后，冯友兰有一个新的愿望，即打算重新收集资料，写一部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[3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2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2页。冯先生的反思，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，他所思考的问题，是一些真问题，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假问题。

当然这种普遍性是就一定的历史时代而言的，因此，他很重视时代性问题。这可以看作是思想解放的产物。哲学史不同于哲学，但是通过讲哲学史实际上就建立了中国哲学。新理学体系既然以天地境界为人生的最高理想，而天地境界又是一般理智语言无法表达的，这就使他再次进行反思，终于提出两种方法，即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。

[13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0卷，第656页。手稿有副标题——写在《三松堂全集》第二版出版之后。

既然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，当然也就无所谓哲学史。又比如越来越重视思潮的研究，并以各个思潮的主题为中心展开论述，这样就要言不繁而不至于变成哲学家们的历史。

他本人虽然大量运用了正的方法即分析方法，讲了分析命题，但他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形上学，而分析不过是一种工具或手段，并不是目的本身。哲学即所谓‘人生理想。他在《一种人生观》中评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时说：其实梁先生及现在一般人所说之西方文化，实非西方文化，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辩名而无析理。人生哲学是一种哲学，但他在写人生哲学时并没有离开哲学史，而是以哲学史为其立论的依据。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由哲学史进到哲学，从全部中国哲学史中总结出哲学的问题。

他认为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命题只是语言命题、语法语句，而未进到哲学本身。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，这不仅需要才识，而且需要勇气。

在这里，冯先生与维也纳学派进行了辩论。他要建立新的形上学，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。

[8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6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85－286页。这就是冯友兰的晚年定论。

而在中国，负的方法却很发达，他特别以禅宗为例进行了论证。这既同冯先生的个人经历和亲身体会有关，也同80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有关。这与柏拉图精神的确很相近，但又是用中国的民族语言写出来的，因而具有民族性。这样看来，从哲学转到哲学史是自然的。

哲学总是要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，总是要用某民族的语言说底，因此，它是此民族的民族哲学[7]。[5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2卷，第618页。

在反思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，冯先生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，采用了不同的论著方式，总起来说，就是哲学的与哲学史的两种方式。他在中西比较中发现，西方除康德、维特根斯坦等极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负的方法之外，大都是用正的方法讲形上学。

在冯先生看来，要使中国哲学现代化，就只能这样做。这就又从哲学史进到了哲学。

这就是他对未来哲学发展的看法。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[11]。所谓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争论，早就在冯友兰的视野之内，并不断寻求解答。照冯先生的说法，哲学不是别的，就是精神的反思[2]。

[12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0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56页。这部《简史》可说是从哲学史开始而以哲学告终。

但这种反思又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的，所以这些论著又成为冯先生不断反思的心路历程的记录。这是一座宏富而深邃的精神宝库。

这期间的曲折是尽人皆知的，不必述说。哲学史虽是写出来的，但必有客观的哲学史才能写出来。